万物虽众却无一例外地根源于太和，它们也都直接来源于动静二端。

其道既不行，则揭示民族文化传统精神，寄希望于未来。[3] 这种智胜德衰说，和孟子重赤子之心，其理据是相同的。

1.对《孟子》赞成或否定态度的问题，争论十分热烈。（《明道学案下·附录》引张横浦言）他也谈到观鸡雏此可识仁和切脉最可体仁。（《宋史》卷四二七本传）又说：学者以尧舜之事，须刻日月要得之，犹恐不至，有何愧而不为？再看北宋道学家的核心人物二程，程颢年仅十五六岁时，从学于周敦颐，便慨然有为圣贤之志，其后寝馈六经，以兴起斯文为己任，使孔、孟儒学复明于世，所以实被称誉为孟子以后第一人。明代刘宗周说：考自来风义之教，莫如东汉。故尝教谢良佐曰：贤读书慎不要寻行数墨。

《宋元学案·明道学案下·附录》亦载，惟以程颢时为上元薄，而非鄂县，当以《遗书》为正。《邵氏闻见录》载元祐初，程颐为崇政殿说书，为哲宗赵煦进讲，书中有容字，为赵煦即位前嫌名，左右宦官用黄绫遮掩。礼乐的最大功用，不在个人修养而在教化。

知道礼，我们才会要求而且努力在紊乱中建设秩序。太极生两仪，一阳一阴，一刚一柔，一动一静，于是有乾坤。所以礼也是救时弊的一剂良药。但儒家以为性的全体是倾向于善的，尽性即可以达道，例如恻隐之心为性所固有，发挥恻隐之心即为仁。

乐者综合，礼者分析，乐之用在化，礼之用在别。乐乐其所自生，而礼反其所自始。

道家任自然，倡无为，儒家则求胜自然，主有为。乐之中有礼，礼之中也必有乐。文者条理秩序，是礼的精神，悦恔即快乐，是乐的精神，礼之至必达于乐。——《礼记·乐记》 先秦儒家以礼乐释《易》，这是一个最早的例。

就个人说，有礼才能有修养。《易经》全书要义可以说都包含在上引《乐记》中几句话里面，他所穷究的也就是宇宙中乐与礼。《易经》未明言礼乐之分，但是《乐记》的天高地下一段实本于《易·系词》（注：《乐记》后于《系词》是假定，尚待考证）。儒家所忌讳的不是政刑而是专任政刑。

因此儒家论治国，重德化而轻政刑。总观以上所述，礼乐相遇相应，亦相友相成。

忠信仍是和的表现，仍是乐的精神。《乐记》一再说：大乐与天地同和，大礼与天地同节。

我们应孝敬父母，与应孝敬天地，理由只是一个，礼所谓报本反始。这实在是一个不健全的人生理想，因为他要戕贼一部分人性去发展另一部分人性。他说：乾称父，坤称母，予兹藐焉，乃混然中处。在礼与乐之中，儒家本来特别看重乐，因为乐与仁是一体，仁为儒家所认为最高的美德。这是人生理想中一个极康健的观念，值得特别表出。（原载于《思想与时代月刊》第7期，1942年2月） 进入 朱光潜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礼乐文化 儒家 。

人是天生的，一切应该以天为法。就这两种看法说，礼乐都不能相离。

周子在《通书》里也说道：礼，理也。乐使人任其自然，礼使人控制自然。

为的功夫就在对于自然的利导与控制。乐较礼为基本，因为乐者为同，礼者为异，同则相亲，异则相敬，相亲而后能相敬，乐至则无怨，，礼至则不争，无怨而后能不争。

大君者吾父母宗子，其大臣，宗子之家相也。《乐记》说得好：乐者通伦理者也，知乐则几于礼矣。礼是行为仪表的纪律，制度文为的条理，用处在调整节制，使人于发扬生气之中不至泛滥横流。孔子论德行最重仁，论教化最重诗乐。

物至知知，然后好恶形焉。个人的言行仪表，人与人的伦常关系，人与人交接的仪式和道理，政府的组织与职权，国家的制度与典章，社会的风俗习惯等等都包含在内。

儒家并不主张戕贼（伤害）情欲，于此也可见。儒家论礼乐，并不沾着迹象，而着重礼乐所表现的精神。

地气上齐，天气下降，阴阳相摩，天地相荡，鼓之以雷霆，奋之以风雨，动之以四时，暖之以日月，而百化兴焉，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。中者不偏，庸者不易，礼以制中，为理之不可易者，所以中庸仍是礼的精神。

他日又独立，鲤趋而过庭，曰：‘学礼乎？对日：‘未也。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吉凶生矣。情欲不得其正，酿成心理的变态与行为的邪僻。天地是人类的父母，父母是个人的天地，无天地，人类生命无自来，无父母，个人生命无自来。

从来欧洲人谈人生幸福，多偏重自由一个观念，其实与其说自由，不如说和谐，因为彼此自由可互相冲突，而和谐是化除冲突后的自由。从养的方面想，品格的善与心理的健康是一致的。

孔子常向弟子们叮咛嘱咐道： 小子何莫学夫诗？考问他的儿子伯鱼说：汝为周南召南矣乎？陈亢疑惑，孔子教育自己的儿子有一套秘诀，问伯鱼说：子亦有异闻乎？伯鱼答道：未也。《论语》中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是夫，不舍昼夜。

在西方思想中，灵与肉，理智与情欲，往往被看成对敌的天使与魔鬼，一个人于是分成两橛。就社会说，有礼才能有文化。